国家卫计委11月11日发布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，2012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8.80%，即每100个15至69岁的人群中，有8.8人具备基本健康素养。该结果比2008年提高了2.32个百分点。该监测调查了102985名15至69岁城乡居民。
一是本来国民健康素养起点就不高，4年过去“一成”的比率都没有达到，实在与GDP增长速度、居民收入增幅不相匹配；二是早在2008年1月，当时的卫生部就推出了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(试行)》，随后，通俗版的《健康66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》出版发行，在新医改轰轰烈烈推进多年的背景下，国民健康素养仍在低起点处缓速爬坡，顶多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。
这些年，我们在健康素养上吃的亏并不少。张悟本的绿豆、胡万林的芒硝、马悦凌的泥鳅、王林的“隔空取物”……后浪推前浪的“大师”层出不穷，虽然最终沦为历史上的笑柄，但其呼风唤雨之时，拥趸并不少，进账亦颇丰。刨根究底，“杂耍”能披上养身保健的幌子，公民健康素养偏低是直接原因。
至于平日里连药品与保健食品都分不清而上当的老人们，更不在少数，更是为此心甘情愿地付出大把大把的银子。
健康是一种意识，但更是一种能力。健康素养高了，社会“治未病”的能力就强了，既有助于缓解看得见的医患矛盾，从根本上更有益于纾解医疗投入捉襟见肘的困局。此前，德国联邦卫生部一项调查就曾显示，如果在18岁以前养成良好的健康素养，德国健康保险福利体制将可节省30%的开支。
只是，良好的健康素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尽管国家卫生计生委强调，监测结果因为体系与口径的差异，很难与欧美国家做出横向比较，但我们还是如实看到，在健康素养的养成层面，中国起码起步明显较晚：譬如1985年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就启动了“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”，向国民倡导减少脂肪摄入、增加体力活动，以预防和降低血脂异常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脑卒中的发生；而日本也早于1998年开始组织策划新世纪国家健康促进行动，并在2000年初正式启动项目。
健康素养如冰冻三尺，终非一日之功。公民健康素养的提升须上升到国家行动层面，从卫生政策、全民动员、量化执行等把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做实、做足。
美国作家柯蒂斯说：“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！”健康素养不被重视，说到底，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也是国家一种软实力：于国家来说，国民健康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强弱；于公民而言，身体康健直接关系到个人及家庭的幸福指数，不可小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