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卫计委11月11日发布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,2012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8.80%,即每100个15至69岁的人群中,有8.8人具备基本健康素养。该结果比2008年提高了2.32个百分点。该监测调查了102985名15至69岁城乡居民。
一是本来国民健康素养起点就不高,4年过去“一成”的比率都没有达到,实在与GDP增长速度、居民收入增幅不相匹配;二是早在2008年1月,当时的卫生部就推出了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(试行)》,随后,通俗版的《健康66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》出版发行,在新医改轰轰烈烈推进多年的背景下,国民健康素养仍在低起点处缓速爬坡,顶多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。
这些年,我们在健康素养上吃的亏并不少。张悟本的绿豆、胡万林的芒硝、马悦凌的泥鳅、王林的“隔空取物”……后浪推前浪的“大师”层出不穷,虽然最终沦为历史上的笑柄,但其呼风唤雨之时,拥趸并不少,进账亦颇丰。刨根究底,“杂耍”能披上养身保健的幌子,公民健康素养偏低是直接原因。
至于平日里连药品与保健食品都分不清而上当的老人们,更不在少数,更是为此心甘情愿地付出大把大把的银子。
健康是一种意识,但更是一种能力。健康素养高了,社会“治未病”的能力就强了,既有助于缓解看得见的医患矛盾,从根本上更有益于纾解医疗投入捉襟见肘的困局。此前,德国联邦卫生部一项调查就曾显示,如果在18岁以前养成良好的健康素养,德国健康保险福利体制将可节省30%的开支。
只是,良好的健康素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尽管国家卫生计生委强调,监测结果因为体系与口径的差异,很难与欧美国家做出横向比较,但我们还是如实看到,在健康素养的养成层面,中国起码起步明显较晚:譬如1985年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就启动了“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”,向国民倡导减少脂肪摄入、增加体力活动,以预防和降低血脂异常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脑卒中的发生;而日本也早于1998年开始组织策划新世纪国家健康促进行动,并在2000年初正式启动项目。
健康素养如冰冻三尺,终非一日之功。公民健康素养的提升须上升到国家行动层面,从卫生政策、全民动员、量化执行等把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做实、做足。
美国作家柯蒂斯说:“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!”健康素养不被重视,说到底,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也是国家一种软实力:于国家来说,国民健康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强弱;于公民而言,身体康健直接关系到个人及家庭的幸福指数,不可小视。